我们对东京丹下集团的总裁兼高级首席建筑师丹下宪孝进行了访谈，期间讨论了他与知名建筑师父亲丹下健三（1913-2005；日本战后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家，1987 年普利兹克奖得主）之间的关系，其父为第一个家庭建造的房子的命运，从哈佛毕业后立即加入父亲事务所的决定，分享他父亲的设计原则，以及他独立设计的第一个作品背后的构想——位于东京的 50 层的蚕茧大厦（Mode Gakuen Cocoon Tower），一座可以容纳 10000 名学生的垂直校园；该项目在 50 位国际建筑师参加的竞赛中拔得头筹。
丹下宪孝 1958 年出生于东京，1981 年从哈佛学院毕业，完成了艺术、历史、科学、经济等不同院系人文学科课程，以及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附加课程。之后专注于建筑学，1985 年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获得硕士学位后，随即加入了父亲的公司。自 1997 年以来，他一直领导着这家公司。除了蚕茧大厦（2008）以外，丹下宪孝广为人知的作品还包括位于新加坡的 One Raffles Place Tower 2（2012），它紧邻着他父亲设计的 One Raffles Place Tower 1；位于上海 的恒基 688 广场办公大厦（2015）；以及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进行的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改造项目，该建筑最初是由丹下健三为 1964 年东京奥运会设计的。
在谈到与丹下宪孝的访谈之前，不妨介绍一下他父亲的杰出作品，包括这位建筑师优雅的住宅（1953，已拆除），十字形的东京圣玛丽大教堂（1964），广岛和平纪念中心和博物馆（1955），粗野主义巨型结构山梨县广播新闻中心（1966），新陈代谢主义建筑东京静冈县新闻广播中心（1967），东京都厅双子塔（1991），和由两座独特的不规则扭转塔楼构成的新加坡大华银行广场（1995）。
Vladimir Belogolovsky：你如何看待你的公司，它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你父亲的工作？
丹下宪孝：我们公司是父亲在 1946 年建创立的，1985 年我刚刚从哈佛毕业便加入进来。我与他共事了 20 年。父亲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开始在日本设计了许多重要的标志性建筑。自六十年代中期，他开始更频繁地去往国外，尤其是在 1963 年马其顿斯科普里地震后，属于前南斯拉夫，他在那里参与 1965 年的重建计划。从那时起，更多地境外项目接踵而至，包括中东、非洲、欧洲以及亚洲各地。时至今日，我们有大约四分之三的项目在日本本土之外。目前的重心在亚洲。就在此时，我们在十个国家工作。我们总共有 80 位员工，其中 50 人在东京，其余在新加坡、台北、上海和雅加达分公司。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维持着在巴黎的工作室，但在九十年代关闭了。我们并不想遍布各地。我的父亲相信事务所不应当扩张至超过 100 人，否则可能会有设计品质失控的风险。在他领导公司时，每一张关键的图纸都必须由他经手。我也会参与到每个项目的重大问题中。当然，有很多的设计人员，但是关键决策是由一个领导者作出的。
VB：作为丹下健三的儿子，你是否会觉得除了成为建筑师外别无选择？
PT：呃，我是有选择的。我的父亲从未强迫我成为一名建筑师。但是你说的也对，我们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家庭，比如，对我们来说家庭亲子旅行意味着去施工现场实地参观，像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意大利或者是美国。当我 14 岁时，父母把我送去瑞士的寄宿学校，因为那时日本经济放缓，父母在路上的时间也逐渐增多，所以如果我在欧洲而不是日本读书的话，可以更经常地见面。的确，我们家庭所做的一切往往都与建筑相关，因此我是沉浸其中的。即使父亲从未强迫我从事这项工作，但我确实对其他行业不甚了解，所以一切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VB：我猜你是在你父亲 1953 年设计建造的那座知名住宅中长大的，可以聊聊在那里居住的经历吗？
PT：实际上，我从未住过那栋房子。我是在一间公寓中长大的。你刚刚提到的房子是他为第一任妻子建造的，它最终被拆除了。
VB：发生了什么？
PT：他不想留着那栋房子。现在在那里的是另一座建筑。
VB：对他来说，那不是一栋重要的建筑吗？很多日式住宅的书籍中都引用了它。
PT：我觉得他拆掉它是有原因的…他会说“对建筑师来说设计自己的房子不是一件好事。”他曾开玩笑说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抱怨，但是他，建筑师本人，却不能这样做。
VB：你听从了他的建议吗？
PT：在某种程度上…我设计了我们的第二个家，但很远，在澳大利亚。很多年前，父亲在那里买了一块地但是没有什么计划。之后他意识到仅仅让它处于未开发的状态是不行的，必须一年之内在上面建造些什么。因此他来找我，让我设计一座房子。他给出预算，而我来进行设计。所以，是的，我设计了自己的房子，即使从未在那里居住过。而在这里，在东京，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没有为家人设计房子，因为不希望看到每个人都抱怨它而我却无法抱怨自己。我曾为几个很要好的朋友设计过他们的家，但非常少。家是一个很私人的项目，我觉得必须为此很好地了解这个人才可以。
VB：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学习建筑学的？
PT：我记得是一个炎热的夏日，跟父亲一起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旅途中。所有的店都关了，我们在中央火车站吃了一顿很糟的饭。我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沉默良久，之后说道“好吧，这是你的人生。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我觉得我们静静坐着的时候，他是真正为我开心的。我想任何一个父亲听到儿子想要追随他的脚步时都应当是开心的。我相信他也在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一名好的建筑师，是多么困难。他既高兴又担心。
VB：当你在哈佛读书时，你的父亲正处于声名显赫的时期，你肯定在学生时代学习过他的作品。那为什么一毕业就开始为他工作呢？在加入他的公司前，难道不想通过在其他建筑师那里工作学到一些东西吗？
PT：这件事我没得选。
VB：这是他的决定。
PT：是的。我在生日那天提交了毕业论文，1 月 31 日。在那天父亲打电话给我，这很少见，因为通常都是母亲打来电话，她会在说几句话后把话筒递给父亲说“来，是儿子的电话。”但是在那天，是父亲打来电话。我想，他要么是记得我的生日，要么是想知道我论文写得怎么样了。我很开心，但两件事都不是。他说“我给你定了票，明天坐飞机回东京。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向你讲解我的项目。在日本有个很重要的报告会，但我必须去巴黎。别担心，我的副手会进行汇报，你坐在那里就好。我们需要丹下家的人在场。”我就是这样开始为父亲工作的。
VB：与他共事的感觉怎么样？你会怎样描述父亲对你职业生涯的影响？
PT：开始时我仅仅是团队中的一员，并不觉得他对待我跟对待公司的其他建筑师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优惠待遇。作为一个年轻建筑师，我像其他人一样学习。年轻建筑师通们过观察他和其他资深建筑师来学习。此外，我经常与他一同出差，可以在设计评论、向客户汇报，以及许多场合和情况下近距离的聆听和观察。我像一个建筑师一样学习和成长，最终接手了我们的公司。我成为总监，承担起领导的责任，首先从国外项目开始。我对建筑的了解，主要是从与父亲共事的经验中学到的。
VB：可以谈谈你的设计过程吗？
PT：我们一般会给每个团队成员几天时间想出设计思路，然后一起讨论，通过淘汰过程来缩小范围。最初的设计理念并不总是首席设计师提出的。从设计阶段的开始，我们就作为一个团队工作。而且，比如，正因为如此，我们通常会同时休假。我们每年会关闭工作室两次，在夏季和年末的几周。这样我们总是有完整的团队，同样的人一同工作，不受干扰地完成项目。建筑不可能由一个人创造。新东京市政厅是 1980 年代末期非常重要的设计竞赛。我们大概为此做过上百个方案。我的父亲是个很好的倾听者，而且擅于捕捉想法，即使是非常粗糙的想法，他也可以立即发现潜力。当然，最终的设计决定总是由他做出的，就像是现在是由我。但是有时我会退回到管理者的位置，将主导权交给该项目的设计人员。在我父亲的时期，这家工作室的每个项目都是“丹下健三”的项目。
VB：新市政厅取代了他自己的旧东京都厅。一些当地建筑师认为，这座 1957 年的建筑很有必要保留下来，而它在仅仅 30 年后就被拆除了。他对此有什么看法？
PT：他绝不会感情用事，即使是对自己的作品，就像是他自己的住宅那个例子。所以，如果他的建筑过时了，他一定是第一个说“让我们把它拆掉，然后继续前进。”
VB：可以谈谈你在东京的 50 层蚕茧大厦吗？
PT：这个项目是 2006 开始的。对我个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因为是自从我父亲一年前去世后我的第一个主要的作品。这是一个开放的国际竞赛，有 50 多位建筑师参赛，而且所有人都很好奇丹下工作室在没有丹下健三的情况下将要怎样做。因此，以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赢得了这场竞赛对我而言是个重要的里程碑。蚕茧大厦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 Emporis 摩天大楼奖的 2008 年度摩天大楼。主要概念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地块容纳三个学院，时尚学院、计算机科学和医学院。因此，塔楼是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蚕茧的隐喻在早期就就被采纳了，甚至在竞赛阶段我们也是这样命名这栋建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生们像是在茧中，他们需要被滋养。一旦接受教育，他们会破茧成“蝶”，飞出去面对现实世界。我觉得建筑物需要去表征其中发生的活动。在这个项目中，创造一个标志性建筑也很重要。它既是业主需求的，也是对这个项目合适的。大厦椭圆形的形状像是蚕茧，它为地面层提供了更多地开放空间，在天空的映衬下更加引人注目。
VB：我想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我们的访谈，引用你父亲在 1987 年普利兹克奖获奖演说中的一段话。他说“我不希望重复曾做过的事情。我发现每个项目都是下一个项目的跳板，总是从过去向着不断变化的未来前进。”
PT：希望我们可以遵循他的信念，我觉得我们正是这样的。我们非常幸运，有着这样坚实的背景，而且能够继续探索对于新建筑的新的诠释。建筑总是关于它自己的时代和关于未来。
译者：Zishen
